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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交易之“死”

  秦朔朋友圈7小时前标签: 比特币两周多前,ICO(首次代币发行)被突然叫停;一周后,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又被“全部关停,并于近期退出市场”。几大主流平台纷纷公告,9月底前全部执行完毕。  换句话说,未来在中国境内不能存在所谓的加密货币(crypto-curr

  秦朔朋友圈7小时前标签: 比特币两周多前,ICO(首次代币发行)被突然叫停;一周后,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又被“全部关停,并于近期退出市场”。几大主流平台纷纷公告,9月底前全部执行完毕。

  换句话说,未来在中国境内不能存在所谓的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和法币之间的兑换、交易平台。

  自2013年以来,监管当局就对虚拟货币二级市场的扭曲效应感到风险巨大。当时比特币在中国境内的交易量,超过了全球交易量的九成,并把比特币推向了8000元的历史高点。个别交易所做庄、放杠杆甚至监守自盗的做法有所暴露。2016年10月,五部门联合发布了289号文,比特币价格应声而落。

  进入2017年后,比特币卷土重来,不但重新站上8000元历史高点,更一再刷新纪录,在2017年7月最高达到每枚3万元,一时号称目标5万元。据悉,中国监管当局早在今年上半年已酝酿相关监管措施。没想到随后ICO来得这么猛,比比特币涨幅更凶的是对标比特币、以太坊的各类代币,这首先触发了针对代币发行和交易的强监管。

  然而,比特币交易虽然现阶段退出了中国,但其底层技术——区块链的潜在价值并不会“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比特币的技术革命?对于金融科技企业的“监管沙盒”在中国又是否可行?

  “比特币交易”退出中国

  比特币今年一度暴涨至32000元人民币,从20000涨到30000元也仅用了不到两个月。在ICO被叫停后,近一周以来,频频有报道称,监管已对国内比特币交易平台下定论:“全部关停,并于近期退出市场。”

  比特币中国也在9月14日正式表示,比特币中国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当日起停止新用户注册;2017年9月30日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将停止所有交易业务。此外,比特币中国的矿池(国池)等业务将不受此影响,继续正常运营。

  中央七部委在9月4日联合发出的公告中,已对此发出信号:公告第三条“加强代币融资交易平台的管理”指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有接近领导小组人士对媒体透露,从防风险的角度,决定让虚拟货币与法币的场内交易活动退出中国,“比特币二级市场交易的市场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都是不可控的。

  2009年1300个比特币才值1美元,而2017年,1个比特币就几度突破了3000美元。2017年1月,由于此前市场上对于“比特币变相造成资本外流”的疑虑升温,加上部分平台存在杠杆业务,央行营管部与相关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自1月11日起进驻几大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各大平台随后就做了多项调整,包括:加强对用户的尽职调查和身份验证、反洗钱系统升级、抑制利用比特币等数字资产交易在平台上进行非法活动。同时,多数平台已经从1月开始停止了杠杆业务,此后对交易开征手续费(千分之二)。

  对于如今比特币交易退出中国,也有监管层官员表示,就币圈而言,由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能够实现点对点匿名转账,对于中国资本项管理和洗钱监管是一大挑战。此外,更需要明确的一点则是,加密货币(或虚拟货币)不是法币(fiat)也无法取代法币。即使有,也应该是未来由央行主导推出的数字货币。

  央行参事盛松成此前也表示,不断涌现的私人加密货币倒逼货币当局开始研究发行央行数字货币。

  “我当时明确提出,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同时,虚拟货币具备通缩性,将抑制经济发展。比特币将在2140年达到2100万数量上限,数量有限使得虚拟货币很难成为与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交换媒介,若成为本位币,必然导致通货紧缩,抑制经济发展。此外,比特币缺乏国家信用支撑,难以作为本位币履行商品交换媒介职能;缺少中央调节机制,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不相适应。”他称。

  也有学者提出,央行应该推出数字货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私人数字货币分流、替代了一部分主权货币的使用,货币政策有效性将被削弱、传导机制将被扭曲。

  此外,私人数字货币给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以及资本管控带来了挑战。私人数字货币普遍存在交易匿名和资金可跨国自由流动的特征,使得不法分子易于掩盖其资金来源和投向,个人易于规避换汇额度及外汇汇出境外的管理规定,这给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及逃避资本管控带来了便利。

  比特币“革命”持续

  中国此次关停加密货币交易平台,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其并非针对比特币本身以及其背后的技术。

  不乏政府认为比特币是不合法的洗钱工具,但其去中心化的思想也吸引了全球的注意。不得不承认的是,比特币已在全球形成了气候,且其背后的区块链技术也不断出现落地应用。

  因此,更进一步地了解一下比特币和区块链是不可或缺的。

  比特币始于2008年神秘人物(也可能是组织) 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其也抓准了一个令比特币去中心化的理念一炮而红的大好时机——令各界对中心化机构信心崩塌的金融危机。

  在诞生后的六年里,比特币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货币,经历了无数的市场考验和技术攻击,始终屹立不倒。现在比特币已成长为一个在全球有着数百万用户,数万商家接受付款,市值最高达百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系统。

  从运行上来看,比特币实际上是一个互联网上的去中心化账本,这一理念最初便吸引了各界的目光,且令全球央行如坐针毡。简单做个比喻,银行是一个中心化账本,账本存储在银行的中心数据库,上面写着:张三的A账号余额3000元,李四的B账号余额2000元……当张三想要通过A账号转账1000元给李四的B账号时:

  ① 张三到银行,向银行提交转账要求。

  ② 银行通过银行卡密码等方式确认张三身份,并检查张三的A账号是否有足够余额。

  ③ 检查通过后,银行增加一条转账记录:A账号向B账号转账1000元,并修改余额:A账号余额=3000-1000=2000元,B账号余额=2000+1000=3000元。

  而“去中心化账本”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假设有这样的一个小村庄,大家不是靠银行,而是自己用账本来记录谁有多少钱,每个人的账本上都写着:张三的A账号余额3000元,李四的B账号余额2000元……当张三想要通过A账号转账1000元给李四的B账号时,全村人都会来验证这笔交易的真实性并共同记账。

  去中心化账本(比特币)的用户在电脑上运行比特币客户端软件,这样的电脑称为一个节点(node)。大量节点电脑互相连接,形成一张像蜘蛛网一样的P2P(点对点)网络。

  同时,记账的权力分享给所有愿意记账的人,记账也是“矿工”进行“挖矿”的过程,即参与维护比特币网络节点的过程,通过协作生成新区块来获取一定量新增的比特币。也就是说,当用户发布交易后,需要有人将交易进行确认,写到区块链中,形成新的区块。“挖矿”是计算机Hash(哈希)随机碰撞的过程,考验“矿工”计算机的运算能力,成功记账后“矿工”就能获得一定的比特币作为奖励。

  每个区块的奖励一开始是50个比特币,每隔21万个区块,奖励自动减半,即4年时间,最终比特币总量稳定在2100万个。因此,比特币是一种通缩的货币。这也使得比特币近几年来水涨船高,比特币单枚价格已多次突破了30000元人民币,在国内外,“挖矿”也已经成了很大的产业。

  其实,比特币、莱特币等上千种虚拟货币,它们实现了去中心化的货币发行和点对点价值转移,这是一场颠覆性的试验。其背后的区块链技术在货币领域的应用极大地减少交易中介的成本。通用的价值对价或价值符号,即货币,并不是没有成本。成本包括印发、携带、贬值等货币本身的成本,也包括支付、汇兑和违约的成本。随着商品货币向贵金属、纸币、电子货币、加密货币的不断更替,交易中介的效率在不断提高。比特币的发明,使不信任的双方得以点对点转账,极大地提高了支付的效率。

  区块链技术则是来源于2009年1月出现的比特币,但实际上,区块链技术从2015年才受到重视,到2016年大量的机构对区块链进行概念验证,2017年区块链应用开始发力,出现了ICO的盛况。但是,由于区块链应用的复杂性,大量的欺骗性的项目混在其中。从白皮书看,可能有90%的项目难以落地,最终会消失沦为空气币,中间甚至也不乏传销币。这也是央行早前重拳出击的原因。

  但是,区块链技术已经被世界机构、政府、企业、专家、从业人士广泛确认为一种极为重要的革新性技术。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27年,全球GDP大约有10%将会存储在区块链上。

  区块链从计算机角度看是一个不可篡改的、带时代戳的分布式数据库,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一个分布式记账技术。它通过加密技术保证不可篡改、通过分布式储存达到不可攻击、通过共识机制让其不断运行、通过匿名机制将身份与产权相分离的账本。由于以上特点,它变成一台信任机器,可以记录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且确定所有者的产权,并用于像传递网络信息一样地传递价值。

  “监管沙盒”不适合中国

  其实,不论是对于加密货币、ICO或是金融科技(Fintech)企业,海外盛行的一种监管试验叫做“监管沙盒” (Regulatory Sandbox),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能够照搬不误。

  “监管沙盒”是一个“试验区”,市场放松产品和服务的法律监管和约束,允许传统金融机构和初创企业在这个既定的“安全区域”内试验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等创新,甚至可以根据“试验结果”修改和提出新的法律制度。

  例如,新加坡被誉为对金融科技监管最为开放的国家。2015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世界贸易水平的持续疲软,新加坡调整了战略发展方向,将建设“智慧国家”作为政府的重点发展任务,全面支持市场创新。为推进金融科技发展,新加坡政府于2015年8月在新加坡金管局(MAS)下设立金融科技和创新团队(FTIG)。同时,新加坡在2016年6月提出了“监管沙盒”制度,为企业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此外,日本监管方的态度也以开明开放为主。今年4月1日,日本内阁签署的《支付服务修正法案》正式生效,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支付手段合法性得到承认,在日本将有26万家商店接受比特币支付。

  “虚拟货币不是法币,其价值是电子化记录的,可以被用于支付,并且能够兑换法币。”日本央行金融科技中心负责人河合祐子表示,“交易所必须要在相关监管机构进行注册登记,此后才能进行合法交易业务。平台需要对投资者做尽职调查,并做好反洗钱工作。”

  在美国,对比特币平台的监管固然非常严格,且必须根据各个州的不同法律分别申请牌照后,才能在相关州展开业务,而非一次性申请就能解决,但是这也代表着,只要平台能够提出申请,并被监管方批准,就能合法展开业务。

  不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近期表示,“监管沙盒”,作为一个国际经验,也不排除考虑在个别领域进行试点,但总体并不适合在中国大范围普遍开展。

  在他看来,中国金融科技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监管不足。从国际经验看,实施监管沙盒的都是一些初创型企业,金融科技自我发展动力不足,需要鼓励发展。相反,我国市场比较大,金融科技机构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盈利,自身发展动力强,在此背景下如果再实施监管沙盒,我国可能会遇到很多大中小型金融科技机构都来申请,监管沙盒可能容纳不下如此多的机构。

  因此,未来中国金融科技监管要注重微观功能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穿透式监管”不仅流行于大资管圈,更存在于金融科技,目的则都是在于实现监管全覆盖,避免监管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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